从"善"和"恶"的文化进行比较来说，当年狮城舌战中的复旦一方是占优先天优势的。因为他们有一个社会契约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恶花可以结善果，而台大却无法从理论上去解释为什么善花可以结恶果。
但在西方的这个市场经济的哲学基础中，有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即对社会来说，个人对其私人财富的追求在客观上带来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对社会来说，个人的这个追求是整个社会前进的手段，但是对个人来说这种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只是其个人主观愿望的客观结果之一。在这里就存在着一个手段与目标的背离，即作为社会实现目标的手段并非作为这个手段的主体的个人的主观愿望。在这里就必然会带一个问题，当以破坏公众利益可以为自己带来更多的个人利益之时，个人会不会这么做？也就是说出现了破坏社会契约的现象时。当然有法在这里可以起到阻遏作用。但法有着先天的劣势——滞后性，只有出现了这个罪，才可能出现相应的罪名，只有你犯了罪，法才可能予以惩治。而且更重要的是，法是由人来立的，由人来执行的，如果立法者、执法者包括监督者都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同流合污，比如说集体渎职，那么除了一个华丽的外壳，法还有什么意义吗？所以在谈到一些“根治……”的问题时，请注意，能根治的绝不是法，依然是道德。
前面谈到了新教的问题。在这里顺便说几句，新教与传统的天主教在教义上的最大区别在于，天主教说的是人要在世间行善，以便于在最后的审判时升入天堂。但在新教中不是如此，它所强调的是“上帝的选民”，即信新教者都是被上帝挑中的。他们天生具有相较于别人的道德优势——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必须在现实中证明他们的这种优势，比如说他们要比别人挣更多的钱，以此来证明他们的能力比别人强，但同时他们又把自己挣得的很多的钱用于慈善之中，以此来证明他们道德的高尚。所以在西方很多富人热衷于慈善是有着深刻的宗教文化背景的，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政府鼓励所致。同时，对于这些“上帝的选民”来说，能够挣钱并不是为了自己生活的富足，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所以在很多富人在挣得足够用几十辈子的钱之后，依然在努力挣钱，而自己的生活却可能相对比较节俭一些。这也并不是都简单地用贪婪或吝啬所能解释的，这也是有着深刻的宗教文化背景的。在这里还要说一下美国。最早到美国的移民者都是新教的信奉者，相应的新教在美国的影响也十分的深远。正因为如此美国人的高人一等自我感觉并不是仅仅因为他们国力的强大，还因为他们的道德优越感，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所以觉得自己应该成为世界的宪兵。关于新教教义的问题，可以去看一下一本名著——马克斯•维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过要提醒一句的是，这本书是以反马克思主义为写作目标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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